休閑鍛煉場地匱乏 學校體育場館向社會開放？

城市人口密集，休閑鍛煉缺乏體育場地，那么向社會開放學校體育場館呢?

近日教育部在中國政府網回復網民稱，將積極推進學校體育場館和社會公共體育場館雙向開放。

國家體育總局的調查顯示，全國有超過一半的體育場地面積集中在教育系統(tǒng)。

開放學校的體育場館，方便了城市居民。不過對學校來說，要顧慮的問題就太多了，校園能像你家樓下菜市場那樣想逛就逛嗎?

校門之隔

城市居民業(yè)余時間想鍛煉一下，苦于沒有體育場地。與此同時，不少學校體育場館設施完備，但課余時間常年閉門閑置。

有網友在中國政府網互動欄目“我向總理說句話”中表達訴求，近日教育部在“你的留言，部委有回應”中回復網民稱，積極會同體育總局等部門，推進學校體育場館和社會公共體育場館雙向開放。

網友的訴求不只是“感覺”，體育場地匱乏確實存在。根據國家體育總局開展的第六次全國體育場地普查，全國169萬個體育場所有66萬個集中在教育系統(tǒng)，也就是各大高校和中小學。

就面積而言，“落戶”在大中小學校園里的體育場地，占全國體育場地的53.01%，超過一半。其中，中小學是“大戶”，占全國體育場地面積的46.61%。

不過，對學校來說，開放體育場館要考慮的問題太多，比如學生的安全保障、教師的教學安排、學校的體育設施維護等。

學生的安全問題首當其沖，如果沒有學校與社會的一層校門之隔，社會人員隨意進出校園，大大增加了不確定性因素。

近年來江西吉安、福建南平、河南信陽、陜西米脂、四川南充等地，均出現(xiàn)校門外砍傷學生的惡性社會事件。

即使是開放程度更高的大學，也要考慮校園內的秩序。2018年，南京大學鼓樓校區(qū)自1952年啟用以來首次啟用門禁。大半個世紀過去，南京大學要開始管理這扇門。

約束社會人員出入，高校頗感“自救”。川大的食堂，成了大眾飯館兒;浙大的草坪，被市民支起桌子涮火鍋;武大每年三月的“櫻花節(jié)”，簡直就是“櫻花劫”。

最醒目的要數廣場舞。貴州理工學院沒有圍墻，學生被廣場舞趕到馬路上走。江蘇某大學自習室旁廣場舞大跳，學生只好發(fā)微博求放過。

人們對校園秩序和安全的擔憂，讓校門的敞開與封閉越發(fā)徘徊。

當然，理性的討論在于，若校門不把社會人員拒之門外，那么校外人士該怎么合理地進校園?

中國人民大學公共管理學院秦惠民教授指出，假如要求校園有序向社會開放，前提必須是履行其特定社會職能所需的基本秩序不受妨礙。

法律之困

學校體育場館向社會開放，政策先行法律滯后。

北京勇者律師事務所主任易勝華向中國新聞周刊表示，目前并沒有就學校體育場館向社會開放出臺相關法律法規(guī)，與此相關的政策只有2017年發(fā)布的《教育部、國家體育總局關于推進學校體育場館向社會開放的實施意見》。

政策提到，通過明確場館開放學校的基本條件和場館開放時間，合理確定開放對象和開放場館名錄等措施，大力推進學校體育場館向社會開放。

易勝華指出，法律具有強制性、穩(wěn)定性，而政策是為了適應社會發(fā)展的需要，及時解決新出現(xiàn)的社會現(xiàn)象和社會問題所制定的。法律相對于政策而言具有滯后性，這由兩者的性質決定。

學校體育場館要不要向社會開放，這不再是個爭議。關鍵在于，離開法律的強力約束與懲戒，政策在實施過程中存在一系列阻礙。

比較普遍的擔憂，是學校體育場館開放后，市民在運動中出現(xiàn)意外、被運動器材弄傷等的事故責任如何依法認定，不能都讓學校背鍋。

易勝華認為，這需要在立法時科學地設置責任的劃分與承擔，而非要一味地偏袒學校一方，將學校認定為弱勢群體。

其一，如果在法律上將學校認定為弱勢群體予以過多保護，會使大部分民眾認為，在出現(xiàn)糾紛時自己處于劣勢，在心理上會疏遠學校體育場館，這就違背了將學校體育場館開放的初衷。

其二，會使學校在落實對外開放條件及管理水平上滋生懈怠心理，不利對外開放舉措的推展。

基于此，在實施安全管理規(guī)范和制定合理開放辦法的基礎上，科學立法，合理進行責任配置，是推行學校體育場館對外開放最好的引導與保障。

資源之急

城市居民缺乏鍛煉場所，背后折射的，其實是中國城市公共空間的短缺問題。

1974年至2013年，我國進行過6次全國體育場地普查。根據第六次普查數據，截至2013年底，全國人均體育場地面積僅1.46平方米。

2014年，國務院印發(fā)《關于加快發(fā)展體育產業(yè)促進體育消費的若干意見》，提出了“2025年人均體育場地面積達2平方米”的發(fā)展目標。

這一目標實現(xiàn)幾何?根據由國家體育總局群體司和上海體育學院聯(lián)合編撰的《中國群眾體育發(fā)展報告(2018)》的數據，截止到2017年底，我國人均體育場地面積達到1.66平方米。

相比國外發(fā)達國家，我國人均體育場地面積可用“捉襟見肘”來形容。早在2010年，美國人均場地面積就達到了16平方米，是我國2025年目標值的8倍。如果說美國地廣人稀，那看看地狹人多的日本，2010年人均場地面積達到了19平方米。

前國家體育總局經濟司副司長陳恩堂曾表示，體育場地的建設節(jié)奏不能原地踏步，而應“奮力一跳”。他表示，由于學齡人口數量減少，教育系統(tǒng)體育場地所占比例相應下降，未來體育場地發(fā)展的主要方向是社區(qū)。

然而，一則貴州省都勻市某足球場被用于趕集而遭到損壞的消息，日前引發(fā)網友熱議。該球場于去年10月建成，今年1月投入使用后向民眾免費開放，剛投入使用就被用于趕集。

第六次全國體育場地普查，新建的三大球場地中，籃球類場地47.69萬個，排球類場地3.07萬個，但足球類場地只有7100個左右。由于足球場比籃球場建設難度大，特別是我國人多地少，系統(tǒng)地、有規(guī)模地建足球場需要巨大投入。

21世紀教育研究院院長熊丙奇指出，這背后折射出某些地方一邊缺少體育場館，一邊現(xiàn)有體育場館卻利用率不高，挪為他用甚至閑置不用的現(xiàn)狀。發(fā)展群眾體育，需要加強體育場館的建設，更要提高體育場館的利用率。

國家體育總局、國家發(fā)展改革委2月22日聯(lián)合印發(fā)文件，指出社會足球場地優(yōu)先保證用于足球活動，到2025年社會足球場地要全面開放。

文/俞楊